少林寺住持一职由印乐法师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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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1年，一位名叫刘应成的16岁少年踏入寺庙，被赐予法号释永信。在众多永字辈的僧侣中，释永信的表现并不显得特别出众。他的师弟永福仅记得这位比他小一岁的师兄起初和大家一同劳作，后来便常伴行正方丈左右。

行正方丈在少林寺是一位传奇人物。时至今日，周边的村民仍满怀敬意地谈论这位已故多年的法师。他原本是当地村民，因家境贫寒，6岁时便被送入寺院。9岁开始劳作时，煤炭的碎屑溅入眼中，从此视力几乎丧失。尽管视力受损，但行正的记忆力却十分惊人，即便与别人交谈后十几年未见，他仍能精确地回忆起当时谈话的时间、地点，甚至细节。

除了超凡的记忆力，老方丈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前往登封县城时，他舍不得买三角五分的车票，一大清早就攀爬寺外的货车下山；出远门时，他会提前购买20多只烧饼，以备路上食用。他不愿住宿旅馆，常常选择睡在澡堂，甚至直接在火车站的躺椅上过夜。

由于行正失明，外出时必须有人陪同。释永信作为他的随从，与师父一同在火车站过夜，心里颇感尴尬。“车站人来人往，又冷又乱，我既不能坐也不能站，更不能睡，心里非常不舒服。”当年，北京的中国佛协附近有一家澡堂，洗澡和睡觉的总费用只需一块钱。行正每次去北京都会选择住在这里。几年下来，澡堂的工作人员都与他熟悉起来。

释永信的日常经历

释永信随行正法师前往北京，主要社交活动是争取政策支持。自1982年香港电影《少林寺》上映以来，少林功夫闻名遐迩，每天都有大量武术爱好者慕名而来，千年古刹重焕生机。数据显示，1974年至1978年五年间，少林寺共接待游客20万人次；电影上映后的1982年，游客量高达70余万人次。然而，少林寺并未从中获利，门票收入等管理权限均与寺无关。行正法师多次前往北京争取僧人管理寺庙，并收回门票经营权。

1985年，少林寺终于开始收取门票。释永信看到行正法师出门带的钱多了，以为这次可以让他住进旅馆。但出乎意料的是，到了北京，老方丈仍需找澡堂子。为了让师父住进旅馆，释永信告诉他澡堂子已经拆了。从那时起，行正法师才开始住旅馆。当时，少林寺每年的收入已有十几万元。

释永信随师父上京拜访各界人士，在此过程中，从地方到中央，结识了各级宗教部门的人。释永信逐渐成为寺院公认的社交高手，他感到师父对他很满意。

在过去的报道中，释永信于1987年行正法师圆寂后，继承衣钵成为少林寺主持，并在1999年升座方丈。然而，更准确的记录是：从1984年前后，行正法师因病无法亲自处理寺务，少林寺几位资深僧人和当地宗教、统战等部门组成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共同主持寺务。入选该委员会的僧人被称为“当家人”。行正法师圆寂后，释永信也成为“当家人”。直到1999年8月，经过当地市政府和佛协推荐，最终由国家宗教局和佛教协会认可，释永信成为少林寺新一任方丈。

行正法师圆寂后，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执掌少林寺近12年，现在寺中很少有人能解释为什么方丈一职会有如此长时间的空缺。释永信在自传中解释道：“行政方丈圆寂时，少林寺与当地政府关系不佳，在佛教界地位不高，更重要的是我还很年轻，没有大的成就，不可能一下子成为方丈……”然而，释永信并不担心这些，他坚信“只要自己认真做事，总会获得认可”。

他一直积极“做事”。早在1986年，释永信先后创立了少林寺拳法研究会、少林武僧团、少林寺红十字会、少林书画研究院、中华禅诗研究会、少林寺慈善福利基金会、少林慈幼院等机构。

这些机构成为他在社会上展示的平台，他几乎担任了其中所有最高领导职务。其中，最重要且最出名的是武僧团。这也是其他试图利用“少林寺”品牌的人无法复制和拿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