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棚搬迁致500多只兔子死亡，男子维权反遭副镇长举报，最终被抓。

“我那曾经生机勃勃的养兔大棚，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制搬迁中，遭受了沉痛的打击。为维护权益，父亲挺身而出，与镇政府展开了不屈的斗争。然而，在维权之路的尽头，镇政府却以5.5万元之数，轻描淡写地了结了这场纷争，却将这笔钱定性为‘个人所得’，甚至将父亲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捕。如今，父亲已被羁押半年有余，我，河南襄城的冯女士，对此深感困惑与痛心，遂向华商报大风新闻倾诉，希望揭开这层笼罩在心头的阴霾。”

强制搬迁风波——

夫妇在田间搭建养兔大棚，竟遭遇不合法之嫌

近日，冯女士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一家在许昌襄城县山头店镇蔡冯村的不幸遭遇。她感慨道：“我那年过六旬的父亲，一生勤劳朴实，自幼耕耘在田间。2023年，鉴于外出打工的艰辛，父亲毅然决然地在村中承包了一片土地，在耕耘之余，着手搭建了一座大棚，开始了兔子养殖的创业之路。”

“这片土地，约有十亩之广，大部分用于耕种庄稼与蔬菜。我们选择了一块约一亩的地块搭建大棚。要知道，这片土地曾是旧棚遗址，我们只是将其深度挖掘，并未破坏原有的种植层，更未进行硬化处理。”冯女士娓娓道来，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地是向村委会租的，虽无正式合同，但村委的人都知道我父亲的打算，并未反对。”冯女士回忆说。冯家引进了大量兔子，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能有所收益。

然而，世事难料。2024年7月4日，冯女士的父亲突然收到了一份来自镇政府的限期拆除通知。通知中赫然写着：“养殖大棚属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请立即拆除。”镇政府三番五次催促拆除，令冯家措手不及。

无奈搬迁——

兔子搬迁途中损失惨重，维权之路艰辛，终获5.5万元补偿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冯女士的父亲提出给些时间处理兔子，以减少损失，却遭到了拒绝。无奈之下，冯家于2024年7月21日将兔子转移到临时场所。

“天气炎热，兔子离开了恒温的大棚，一时间难以适应。短短一周多时间内，就有几百只兔子不幸离世，每天都要用麻袋装运死兔子，我的心都碎了。”冯女士痛心疾首。

“为了搭建大棚，我们借了不少钱，如今又遭遇如此损失，父母整日茶饭不思，精神恍惚。”冯女士说。在走投无路之际，父亲决定走上维权之路。

老冯的举动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2024年8月6日、7日，山头店镇副镇长、武装部长、镇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及一名包村干部等四人亲自来到蔡冯村，就兔子损失问题与冯家进行协商。

“彼时，他们受镇政府之托，与我父亲商谈，终以55000元现金的分量，为我家的兔子之殇画上了句点。”冯女士回忆道，那些补偿之金，皆以现金的形式呈现，而她的父亲，则郑重其事地执笔，留下了收条。

然而，风云突变——

副镇长骤然报警，指控个人财物被夺，养殖户无辜陷囹圄，沦为寻衅滋事之嫌

冯女士娓娓道来，镇政府此番行径，竟未先行通知，便在2024年8月7日的午后，派遣人员强行拆除了她家的兔棚。她的父亲曾试图力挽狂澜，却终究徒劳无功。

“我父亲坚信，镇政府此举于法无据，遂于2024年9月，毅然将襄城县人民法院告上法庭，提起行政诉讼。”冯女士感慨，却未曾料想，直至2024年11月，诉讼之案仍毫无进展。而此时，时任山头店镇副镇长、曾参与兔子死亡补偿事宜的胡某某，竟突然向襄城县公安局报案，“他诬称我父亲威胁索要其个人财物，其余人也纷纷附和。”

至2024年12月16日，老冯被当地司法机关以涉嫌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拘押。2025年6月，老冯的案件虽曾开庭审理，然而，判决之音，至今未闻。

冯女士感慨万分，她与镇政府之间的纠葛，竟从一场看似普通的赔偿事件中悄然发酵。原来，那日赔付现场，镇政府四位官员赫然在列，加上她的父母，双方你来我往，一番唇枪舌剑。就在老两口埋头点钱之际，竟然不自觉地成了他人镜头下的“主角”。

“这毕竟是我们与镇政府之间的事，我父亲岂能无缘无故收下副镇长的个人钱财？”冯女士语气坚定，她认为，那场兔子死亡棚子被强拆的风波，已给父母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损失，原本投入的资本如今化为乌有，更不幸的是，父亲还因此被非法关押。

这场矛盾的焦点，在于镇政府行政诉讼答辩状中对于补偿款的定性，以及养殖户提出的两份重要证据，对寻衅滋事案合法性的质疑。

冯女士透露，2025年3月，她的母亲将山头店镇政府告上法庭，要求确认镇政府拆除其养殖棚的行为越权违法，并指出当地政府的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依据。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山头店镇镇政府提交了《行政答辩状》，其中明确将那笔赔偿款称为‘政府补偿’。”冯女士说，“更令人惊讶的是，答辩状中还称拆除行为是在我父亲的指挥下进行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我父亲一直在积极阻拦，却终究未能改变命运。”

冯女士，一位饱含愤懑与无奈的发声者，将一份由山头店镇政府出具的行政答辩状公之于众。在这份答辩状中，镇政府多次强调其拆除兔棚行为的合法性，然而，其中却透露出两处引人瞩目的表述：“在山头店镇政府对冯某某补偿后实施了拆除”与“答辩人（指镇政府）多次和冯某某沟通、协商并进行补偿”。

冯女士的怒火并非无端而起。她手中握着的两张总计55000元的收条，收款名目赫然写着“山头店镇兔子死亡补偿金”。她坚称，当时政府工作人员还额外补偿了部分维权费用。冯女士的父亲，至今已被羁押七八个月，但她坚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她认为，收条内容和镇政府的答辩状表述，都足以揭示真相。她指控控告人和镇政府工作人员明显是隐瞒真相，故意附和，进行虚假控告和虚假陈述。

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近日展开调查，试图揭开事件的真相。

记者试图联系蔡冯村村支书崔某某，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联系到另一名村干部，对于涉事大棚所在地块是否为基本农田，他坦言自己不清楚，但证实那块地此前就有大棚。他甚至认为，如果那里属于基本农田，那么从一开始就应该叫停，而不应该在兔子养大后再拆，这样实属劳民伤财。

村民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村民表示，这笔钱应该是政府赔的兔子损失，因此副镇长报警抓人是不对的。村民们透露，实际上，该村早在多年前就出现了占用农田的现象，有人占了地盖了房子，有的挖成了鱼塘，很多地块已经无法恢复原状。冯家从村委会租的地，却没有经过村民小组，其中的问题，只有村委的人知道。

记者试图联系参与冯家补偿一事并最终报警的胡姓副镇长，但对方表示自己已经不在山头店镇任职，不便回应。当记者提出联系单位时，他回应道：“你联系单位吧，就是镇上，他们要让我说，我才能说。”

记者随后又联系了参与补偿的另两名工作人员刘某某和孙某某，但一个表示需要通过宣传部门，另一个则直接挂断电话。

那么，当日补偿交涉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参与者、老冯的妻子刘女士向记者讲述了经过。她表示，一开始的5万是老冯到上头反映时，他们撵过去说的，当时是那个姓刘的和姓孙的。2024年8月6日下午，镇上4个干部赶到蔡冯村村委会，一个村干部打电话通知他们两口过去谈判。谈判过程中，只有镇政府4个人和他们两口子，没有村委的人。

“那日，夜幕低垂，直至星辰隐匿于夜幕之中。刘女士娓娓道来，那日与胡副镇长的对话直至深夜。她透露，那场谈话中，提及了因棚子拆除而逝去的500余只兔子，其价值被定为五万元；而棚子拆除后余下的百来只兔子，亦被估值为五千元。”刘女士回忆道，谈话结束后，胡副镇长曾以A4白纸书写收条，上面记录着收到胡某某个人的五万元款项，却遭到了老冯的拒绝。老冯坚称，这笔款项是政府的补偿，不应以个人名义收受。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将款项性质定为“镇政府补偿款”，老冯方才签字。而那日，现金交易，两人现场清点，竟不知已被他人拍照，事后竟成了法庭上的证据。“那天，我们数钱时，还被拍照留念，却未曾想，这些照片最终成了法庭上的证据。”刘女士感慨道。

律师观点——

“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老冯是基于自身损失获得赔偿，而非所谓的‘强拿硬要’。”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指出，老冯所获得的补偿款，有双方共同出具的书面收条为证，且是在镇政府多名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给付的。这充分表明，这笔款项是镇政府就养殖棚事宜给予的补偿，而非老冯向副镇长个人索要。胡副镇长将此称为个人被威胁索要财物并报案，实属虚假报案。

赵良善进一步表示，根据《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存在恶意，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动机是通过寻衅滋事活动追求精神刺激。而老冯因养殖棚被拆、兔子死亡等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反映维权，并非出于恶意寻衅或追求精神刺激。另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强拿硬要构成寻衅滋事罪需达到情节严重，如“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多次强拿硬要等。而老冯是基于养殖兔子等损失获得赔偿，并非“强拿硬要”，不存在情节严重情形。

赵良善强调，《人民法院报》曾发布调研报告指出，近年来寻衅滋事罪有被泛化适用的倾向，并建议审慎处理因信访、上访而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具体到本案，老冯很可能属于寻衅滋事罪被泛化适用的情形，建议通过合法途径，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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