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出乎意料地，结婚登记的人数出现了上升趋势。

婚姻，作为人生中一座不可忽视的里程碑，承载着每一个人的幸福憧憬，更关系到一个国家人口的稳固与繁荣。近期，民政部公布了一组令人瞩目的数据：2025年上半年，共有353.9万对新人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而结束婚姻的则有133.1万对，同比分别激增了10.9万对和5.7万对。这组数字，如同警钟般敲响，在历史最低结婚登记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新低之后，竟然意外地看到了一丝回暖的希望。

回顾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仅为610.6万对，创下了近四十年的最低纪录。然而，在这段历史低谷之后，结婚人数的回升似乎预示着某种趋势的转变。那么，这一变化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是否能够助力出生人口的回升呢？

**结婚人数激增背后的原因何在？**

在今年第一季度，结婚人数依然延续着下滑的趋势。然而，随着春风拂过二月的到来，第二季度结婚人数却如同脱缰的野马，激增了26.9万对，不仅抵消了第一季度的下降，更是使得上半年总计增加了10.9万对。这样的戏剧性反转，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背后，既有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也有政策春风的助力。首先，“双春年”的到来，仿佛给婚姻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民间流传着“无春不结婚”、“双春结二婚”的说法，虽然不迷信，但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婚姻选择。

然而，仅仅归因于文化习俗，似乎难以完全解释为何第二季度结婚人数会突然激增。相较之下，政策的推动力更为显著。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取消了户口本的要求，推出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的政策。取消9元结婚登记费，更是被视为推动婚姻登记便捷化的里程碑。从此，结婚过程变得更加顺畅，政策层面的障碍不复存在。

全国通办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地域和户籍的限制，新人无需再回到原籍地，只需一张身份证，即可在任一地点完成婚姻登记。以往因家庭反对或彩礼问题而受阻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甚至，音乐节也成为了婚姻登记的新场所。一些地方的民政部门在音乐节现场设立服务点，为新人提供现场婚姻登记服务。

这一系列变革，无疑为婚姻登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也为婚姻人数的回升注入了强劲动力。然而，结婚人数的回升，能否真正推动出生人口的回升，仍需时间的检验。值得一提的是，新政策的落地时机，恰似精心编排的序曲，5月10日的颁布，恰逢520这一浪漫婚庆高峰的序章，其推动之力，犹如春雷乍响，迅速在婚恋之海掀起了波澜。在广州这样一个人口流动频繁的大都市，婚恋趋势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进入今年的第二季度，广州的结婚登记对数同比激增了7471对，增速达到了令人惊讶的39.9%，而在这其中，跨省市的登记新人占据了绝大多数。结婚，被视为开启生命孕育之旅的序章，因此，结婚人数的多少，历来被视为预测未来出生人口的晴雨表。因此，鼓励结婚，实际上就是在鼓励生育。去年的婚姻热度，无疑将对今年的生育格局产生直接影响。

然而，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轻轻一推，就像生育初期补偿效应的短暂释放。其能否持续，能否真正扭转婚育意愿的下滑趋势，还有待观察，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当我们谈到离婚人数的攀升，今年上半年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在这一时期，不仅婚姻之花盛开，离婚之潮也在悄然涌动。离婚人数的增幅（4.5%）甚至超过了结婚人数的增幅（3.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结婚人数包括了初婚、再婚乃至三婚，而离婚数据仅限于登记离婚，并未涵盖诉讼离婚。根据官方发布的2024年统计公报，全国结婚登记数达到了610.6万对，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351.3万对，据此推算，真实的离结比高达57.5%。

据统计，有351万对夫妻选择了结束婚姻，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的有262.2万对，法院判决和调解的有89.1万对。回顾过去，全国离婚人数曾一度锐减，离结比也创下历史新低。然而，近两年，这一趋势开始逆转，那么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最直接的原因，莫过于离婚冷静期政策的效力逐渐减弱。尽管结婚的门槛已经低至尘埃，但离婚却如同山岳般难以逾越。自2021年起实施的30天离婚冷静期，即便双方已经达成离婚共识，也必须静待30日的冷静期。这一政策的影响，导致了2021年和2022年离婚人数的大幅减少，从最高峰的470万对降至284万对，回归至十多年前的水平。

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其双刃剑的一面。离婚冷静期虽然减少了“冲动离婚”，但对于因感情破裂或家庭暴力而离婚的情况，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这一点，从数据中可见一斑。近年来，协议离婚的比例有所下降，但诉讼离婚的比例却从24%上升至28%。

正如人们不会因为结婚容易而轻易踏入婚姻殿堂，同样，也不会因为离婚困难而选择退缩。相较政策，婚育环境的变化，显得更为关键。婚姻面前，难题重重，高昂的婚姻成本、单身社会的盛行、低欲望社会的蔓延，无不成为阻碍。类似地，离婚率的上升，既反映了从集体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结构变迁，也映射了“凑合过”、“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等传统观念的瓦解，以及经济大环境的冲击。实际上，在当前社会，离婚率的上升虽然引人关注，但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结婚率的持续下滑。这一现象背后，究竟映射出怎样的社会变迁和人们对于婚姻与人生的抉择？当对婚姻的承诺都显得犹豫不决时，离婚的念头自然难以触及，更不用说承担起孕育新生命的责任。

时至今日，“催婚”与“催生”已不再是家庭琐事，而是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婚姻与生育，不仅是个人幸福的基石，更与国家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它们影响着人口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稳定，以及消费活力的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潜力。

因此，从国家到地方，婚育问题都被视为重中之重。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更被视作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工程。近期，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实施方案正式公布，规定一孩、二孩、三孩家庭每年可领取高达3600元的补贴，直至孩子年满3岁。

正如《国家级“催生”》一文深入剖析，这无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也是国家首次对民众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扶持。尽管补贴数额引发了部分争议，但它无疑标志着从放宽生育限制到全面激发生育潜力的重大转变。

实际上，推动婚育繁荣并非单一政策的实施，而是一系列经济、服务、时间、文化等多方面的全面支持措施。在婚育休假方面，全国已有28个省份明确将婚假延长至最高30天，产假普遍延长至158天以上，配偶陪产假约为15天，父母育儿假则从5天到20天不等。

在教育领域，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了推进学前免费教育制度的计划，预示着12年免费教育体系的建立，高中教育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被纳入其中。

在政策制定层面，除了推行无门槛婚姻登记外，许多地区开始放宽对未婚生育的限制，生育登记不再受婚姻状况的束缚，新生儿落户也不再以结婚证为必要条件。

在财政补贴方面，无论是之前推行的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还是这次的育儿现金补贴，都反映出一种新的政策共识：对有孩子的家庭实施全民补贴。

然而，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不会一蹴而就。寄希望于通过一两个政策就能迅速改变婚育状况的想法，无疑是过于天真。这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进的工作。推动婚育繁荣，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更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其目标并非彻底逆转现状，而是提供支持和缓冲，通过时间的积累，逐步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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